可信AI专题论坛：共探下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路径 6月6日，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主办，同盾科技承办的2021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大会可信AI专题论坛在杭州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潘云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医学所所长谭蔚泓，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ACM中国理事会常务理事嵇智源通过线上或线下参与论坛并发表讲话。论坛上，光大银行智能风控中心、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筹)计算机科学与控制工程学院、中国科大计算机学院加盟知识联邦产学研联盟(AKF)，将与同盾科技等单位共同构建知识联邦优质生态，协同推进可信AI技术发展与创新应用。潘云鹤院士在视频发言中表示，在人工智能走向2.0的发展中，数据和知识是两个最重要的关键元素。处理大数据和处理多重知识，形成了AI发展的两类核心技术。作为一项我国原创、自主可控的技术，知识联邦的设计理念受到了人工智能发展历史的启发和影响，有望成为推动大数据智能突破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为中国率先发展下一代可信AI做出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医学所所长、国科大肿瘤医院院长谭蔚泓在视频发言中表示，生命科学涉及个人的方方面面，如何保障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是一个刚需。如何打造智慧医疗的可信AI生态至关重要，既要大力发展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推动下一代知识驱动的人工智能的突破，又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切实维护公民隐私，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知识共创可共享。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ACM中国理事会常务理事嵇智源在致辞中表示，寻找人工智能时代隐私保护、政府监管、商业诉求的平衡点，已经成为产学研各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可信AI”的理念逐渐成为全球共识，也成为未来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可信AI，就是确保AI公平性、可解释性、健壮性和透明性，确保算法可被人信任。数据要素具有边际成本低、规模效应大、流动性高、可复用性强等区别于传统生产要素的新特点，同盾科技基于知识联邦技术打造安全可信AI生态系统，可实现安全可信的知识提炼与共享，赋能其他产业发展，为下一代人工智能奠定坚实的基础。可信AI专题论坛主席，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知识联邦产学研联盟(AKF)理事长李晓林教授指出，下一代可信AI预计会融合前面近百年的人工智能技术，达到很有知识、很有感觉、擅长推理决策。作为新型生产力的人工智能，迫切呼唤新型生产关系的支撑。“我相信借助知识联邦技术，可以构建新型的生产关系。作为一种安全的数据和知识交换框架体系，知识联邦技术保证在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知识的提炼与共享，赋能基于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商业活动与学术研究，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倍增作用。同时，知识联邦通过支撑数据新型生产资料在时空上的安全流通、转换、交易来实现价值，促进人工智能新型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你知道吗？我国每68名孩子中约有1名患自闭症自闭症儿童的融合教育不能“形合神不合”4月2日是世界自闭症日。据估算，中国约有300万～500万名自闭症儿童。作为一种精神障碍疾病，自闭症的病因至今仍然不明，也没有有效药物能够治愈，世界公认的可以改善自闭症症状的只有“科学干预”。什么样的干预方式才称得上是“科学干预”，什么样的效果才是“证明有效”，社会又能为自闭症儿童家庭做些什么，是各国业内人士长期以来摸索和讨论的问题，也需要更多人共同关注、探索。“在对自闭症儿童进行教育干预时，不能仅仅从家长的愿望出发，而要把重点放在自闭症儿童本身。有时候家长的想法也许会受与其他孩子攀比等主观因素影响，而并不符合孩子发展的客观需求。干预团队要理解自闭症儿童的真正需求，以他们的需求为本，来帮助他们提升自己的能力。”国际认证博士级行为分析师黄伟合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黄伟合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自闭症儿童诊所工作了很多年。他的患者中有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由于女孩病情比较严重，所有专业人员都认为她应该去学习一些对她有用的事，比如学习跟其他孩子互动以及简单照顾自己生活的能力，女孩的父亲接受了医生的意见，但是女孩妈妈却不甘心，她一定要让孩子学会写作文，今后好去大学读书。由于写作这件事远远超出了女孩的能力，女孩不仅非常抗拒，而且还慢慢出现了攻击性行为。黄伟合在国内从事自闭症儿童的培训和咨询时也看到，有些家长在设计孩子的教育计划时，往往不注意从“对孩子有用的目标”开始，而是希望孩子经过干预后很快就能变得像普通孩子一样。这无形中给孩子和自己都施加了很多压力，不仅不利于孩子的成长，自己也会变得焦虑。孩子的需求需要经过专业机构的定性诊断和定量评估来判定。“不仅是对孩子的能力，也对孩子的问题行为进行评估，总体上讲就是要了解孩子现在的水平是什么样，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孩子的教学目标，并进行个别化干预。”黄伟合说。黄伟合认为，自闭症儿童教育、干预要从注重功能性出发、逐渐引入提升主动性和灵活性，这是由自闭症儿童自身特点决定的，也体现了对孩子作为一个发展主体的尊重。自闭症儿童教育干预：注重功能性、主动性、灵活性“功能的意思就是有用。”黄伟合说，“在做自闭症儿童教育干预时，特别是早期，要让孩子在干预过程中学到对自己有用的新能力。”很多带孩子来诊所咨询的家长，都会要求孩子跟咨询师打招呼，以表示礼貌。但其实，自闭症儿童在未经干预之前非常不善于社会交往，在被要求“打招呼”时往往会表现出胆怯。黄伟合说，很多家长在教导自闭症儿童说话时，都会先从教孩子“打招呼”“叫人”开始，但是教育干预专家主张，应该让他们学习真正有用的“功能性”的语言，比如当孩子选择玩具时，能够表达出自己想要玩乐高还是汽车，或者想要吃什么样的食物等，由此，让孩子体验到学习语言的乐趣。“自闭症儿童大多表现很被动，只会在别人问话时回答问题，不会主动地关心别人的生活，走入别人的故事。”因此，黄伟合认为等孩子有了一定的功能性语言后，自闭症儿童教育干预还要注重培养孩子的主动性。黄伟合的患者里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干预，有了一定的语言能力，但他的语言还缺乏主动性。黄伟合给他设定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能够关心别人，根据别人讲述的故事主动提出相关问题。在就诊期间，他对男孩说：“我给你讲一件事情，你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每提一个问题你在本子上画一个勾勾，集满10个勾勾，你就可以玩我手机里的最新游戏了。”男孩点点头，表现出非常高兴的样子。于是黄伟合对他说：“我今天晚上要去看一个朋友。”男孩不知道该问什么，黄伟合提示他，可以问朋友的名字，可以问他会和朋友一起做什么等。在他的引导下，男孩慢慢地问出了问题。经过一个星期的训练，男孩进步很快，已经可以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主动提问了。黄伟合告诉记者，通过学习自我观察，自我记录，加上教导者的辅助和强化以及家长的参与泛化，这个孩子掌握了语言的主动性后，就能够与别人进行对话，可以在与人交往中产生友谊。孩子的爸爸反馈说，孩子干预后在社区和学校里慢慢交了一些朋友。此外，自闭症儿童还都有刻板性的特点，因此黄伟合强调要注重帮助他们打破刻板性，养成灵活性。黄伟合有一个五六岁的小患者，其刻板行为的表现之一就是只玩小汽车，别的玩具都不玩。黄伟合为他制定的目标是培养他用自我管理的方式，观察自己的行为，观察自己的灵活性，对其他的玩具产生兴趣。在干预的时候，黄伟合问男孩，想要玩自己的手机还是平板电脑，男孩选择了平板电脑。于是黄伟合对他说：“箱子里有很多不同的玩具，你每次玩一种不同的玩具就可以用马克笔在纸上画个点，集满10点后你就可以玩我的平板电脑了。”在他的引导下，最后孩子从箱子里拿出了球，又去拿火车、积木、小篮球，并且可以与老师玩抛球接球游戏。黄伟合解释说：“培养灵活性对于自闭症儿童来说非常重要。自闭症儿童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刻板，而刻板的对立面就是灵活。这个男孩能够对其他玩具感兴趣，就等于打破了只玩小汽车的刻板性，完成了从刻板性向灵活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于自闭症儿童来说非常关键。”黄伟合进一步分析说，培养灵活性其实对于成年人，包括自闭症儿童家长来说也非常重要。很多成年人心境障碍都与固执和偏执有关，比如焦虑症、抑郁症等。因此，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心理系统，如果能够形成心理上的灵活性，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在面对困难时就比较容易应对。黄伟合在临床中看到，有些自闭症儿童的家长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孩子患有自闭症这件事，比如会把照顾自闭症儿童看成是“让我学习的机会”，这些家长心态就比较健康，在帮助自己孩子时也会应对得比较好。但是也有一些家长，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有自闭症这一事实，认为“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纠结于“我的孩子不会说话”“我的孩子有问题”等，这都是心理固执的表现。对于这些心态“不够灵活”的家长，黄伟合认为，“接受与承诺疗法（ACT）”对他们会有帮助。ACT作为应用行为的新兴分支是要教人学会积极地接受超出个人控制的事实，与之共处，同时厘清生活的意义目标并作出相应的锲而不舍的努力，培养出心理的灵活性，这对于家长自身健康和教导自闭症孩子都非常重要。自闭症儿童教育干预需要大学的参与黄伟合1995年在美国做博士论文时，曾到上海考察，发现当时国内对自闭症儿童的教育干预还知之甚少。在了解国内的需求后，2001年，他在美国申请了一项基金，开始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和一些机构、培训学校对自闭症儿童干预方法进行系统的讲解。2003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儿童自闭症及其他发展性障碍的行为干预》，这也是国内第一本介绍如何对自闭症孩子进行行为干预的著作。黄伟合发现，国内从事自闭症儿童干预的主要是民营机构，有些医院也有一些医生和临床工作者在做自闭症干预，但是自闭症儿童干预领域却几乎没有大学的参与。例如，国际科学界公认自闭症干预的有效方法，主要是应用行为分析及相关领域。21世纪初，在国内传播实施应用行为分析方法的，除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部分医生，就只有早期的一些机构。现在自闭症儿童的应用行为分析虽然在中国传播得很不错，但对于专家型康复教育人才的培养做得还不够，这也导致，近20年里，就科研发现和培养人才而言，国内大学在儿童自闭症干预领域基本是缺席状态。自闭症儿童的教育干预在研究和实践方面都有待提高。黄伟合认为，提高自闭症儿童教育干预的研究水平和实践能力，必须有中国大学的参与。“在美国，自闭症儿童的教育干预都是在大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比如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斯坦福大学等，都是一边做临床研究，一边搞教学。现在，国内的北京大学医学继续教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也先后参与到自闭症儿童的教育干预工作中，推出了适用于自闭症儿童的行为分析研究和实践课程，来培养和认证自闭症领域的专家型康复人才，这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和发展方向。”黄伟合说。在调研时，黄伟合还发现，自闭症儿童家长的心理压力普遍非常大。“从调研数据可以看出，中国自闭症儿童家长的心理压力值要比智力障碍儿童家长的心理压力值更高。从临床意义上说，自闭症儿童家长普遍存在一些心理问题，值得社会重视和专业支持。”黄伟合介绍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由家庭，发展服务部（为发展性障碍儿童家庭提供服务）和学区共同承担自闭症儿童的教育工作。发展服务部主要为自闭症儿童家庭提供支持，帮助自闭症儿童和家长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自闭症儿童所在学区的学校也会参与自闭症儿童的教育干预，不仅对自闭症儿童入学采取“零拒绝”的政策，而且从孩子还在幼儿园时就开始参与早期干预。早期干预对自闭症儿童的康复至关重要。3岁之前开始干预，孩子出口语（开口说话——记者注）的机会是90%，3-5岁开始干预，孩子出口语的机会就会降到80%-90%，6岁以后再开始干预，出口语的机会就只有20%左右。而在中国，自闭症儿童的教育压力主要由家长承担。很多学校不愿意接收自闭症儿童，大部分正常孩子的家长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与自闭症孩子一起学习，自闭症儿童即使被学校接收“随班就读”，也由于学校没有配备接受过自闭症干预培训的老师，导致孩子在学校里并不能实现“融合教育”，只是“形合”而“神不合”。因此，黄伟合建议，要用法律的方式保障自闭症儿童入学，同时，还需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渠道对学校老师进行自闭症儿童干预培训、行为分析培训等一系列培训，为自闭症儿童配备特殊教师队伍。黄伟合指出，目前，国际上对自闭症干预教育的各种方法一般会根据“循证干预”的原则来进行鉴别推荐，从而帮助专业人员和家长分析和选择来自各种渠道的消息。而其中一个重要技术或临床问题是，什么样的效果才称得上“证明有效”？自2020年起，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的自闭症专家组成了国际健康效果测量联合会自闭症谱系分会，黄伟合博士本人也一直参与这一项目。他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会有一个全面客观的标准面世，从而为自闭症的教育干预提供更为明确的方向，也能够帮助自闭症儿童家长更好地选择和鉴别为其孩子提供服务的机构或个人。（原标题：今天，为星星的孩子发条微博吧！他们，需要你的理解）来源：北晚新视觉综合 央视新闻 网友评论 人民网

人工智能与抑郁“那一天，我独自坐在江边想寻短见，20多个人给我发来消息，关心我的生死。我非常感动，在江边哭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回来了。”一名抑郁症患者给黄智生发来消息，感谢“树洞救援团”的温暖给他勇气活下去。作为树洞救援行动发起人，黄智生已记不清多少次收到患者的感谢信。“我看到了他们的痛苦和绝望。”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终身教授、首都医科大学教授黄智生研究人工智能30多年，近些年，他尝试用人工智能技术找到有自杀念头的抑郁症患者，并成立了“树洞救援团”。截至今年8月初，“树洞救援团”给1436名有自杀倾向的人发出了“关心信息”，有效阻止了662人自杀。深受抑郁症困扰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心中的抑郁就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而黄智生则以AI技术为棒，驱逐抑郁者心头的“黑狗”。用机器人在“树洞”里找人“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2012年，一个南京女孩因抑郁症自杀身亡，她通过“皮皮时光机”发出的这条微博成了很多人的“树洞”。夜深人静时，他们来这里吐露内心的悲伤——“好累”“好想死一死”“感觉不到被这个世界需要”“想在阳光明媚的日子，躺在草原上，与世界告别”……如今，这条微博留言已超过153万条。2018年3月，黄智生在网上读到一篇关于“树洞”的报道，发现“树洞”里藏着大量抑郁人群。为了照见在暗夜行走的抑郁症患者，黄智生开发了一款“树洞机器人”，它能巡视“藏”在社交媒体中的大型“树洞”，并自动筛出具有明显自杀倾向的人群。从001号发展到004号，“树洞机器人”抓取数据的准确率提升到了82%。黄智生拟定了一个自杀风险分级标准，从0级到10级，级别越高，自杀风险越高。“达到6级以上，机器人会预警，我们才去干涉。”黄智生说。每晚10点，机器人形成的预警通报推送给黄智生，收到通报后黄智生会立即组织救援者。“每天能发现大概10个有自杀倾向的人，但我们只能救两三个人。因为缺人，救不过来。”他说。黄智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研究人工智能30多年。自2008年以来，他所在的团队开始与中国团队就语义技术开展科研合作。随着研究深入，黄智生逐渐把目光投向了抑郁症患者。在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合作中，黄智生萌生了用人工智能技术发现有抑郁倾向人群的想法。很多人不理解黄智生，“你其实可以做更热的研究，发更好的论文，甚至挣更多的钱。”但黄智生说：“看到想要自杀的人，如果不去救，内心会很痛苦。”004号“树洞机器人”准确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但我暂时还没有升级机器人的想法。技术上有价值的东西，未必对社会效益很大。”对黄智生来说，与其一味地追求机器人抓取数据的准确率，不如花更多时间和精力拯救已发现的轻生者。关爱和重视比技术更重要山东女孩小吴因感情受挫引发抑郁症，2018年4月底她发微博说要在五一期间烧炭自杀。正在筹备“树洞救援团”的黄智生得知消息后，非常焦急。他马上成立了救援小组，展开了第一次救援行动。经过一夜搜寻，志愿者们找到了小吴的联系方式。在安抚小吴情绪的同时，志愿者每周给小吴送鲜花，陪她聊天，倾听她的烦恼。一段时间后，志愿者团队以为小吴好转并且放弃自杀念头时，却得知噩耗——2018年6月17日，小吴在微博上留下一句“Bye Bye”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次救援行动只让小吴多活了47天，这成了黄智生心头抹不去的悲伤回忆。“她用生命告诉我，救人绝非易事。我们觉得，她背后还有很多没有讲出来的故事。”他说。黄智生说，机器人只能发现想要轻生的人，但发现后怎么做才能保证他们坚强地活下去，机器人并不能给出答案。“患者需要长期的陪伴，需要家人的关爱和重视，需要我们去倾听他们内心真正的痛苦。”他说。此后，黄智生逐渐扩大了救援团队伍。最开始救援队伍中只有人工智能技术团队“单枪匹马”，现在有了医学团队、心理咨询师以及其他行业的爱心人士。把患者救下来，和患者成为朋友，是黄智生后来总结出的“救人之道”。“在患者情绪崩溃时，志愿者会随时出现。”黄智生说，志愿者最长的一次陪伴超过1年，很多志愿者把自己亲手救下的孩子称作自己的“树洞宝宝”。不过，也有志愿者由于整天接触大量负面信息，“情绪会崩溃”。为了缓解这种压力，黄智生建立了树洞行动快乐营和树洞关爱中心群，在群内鼓励大家分享“快乐的信息、快乐的事”。黄智生说自己还没有崩溃，“也许是因为我内心比较强大吧”。勇敢面对外界的质疑与误解今年5月，“树洞机器人”监控到了甘肃姑娘小琴在微博上发出“死亡邀约”：“有人想一起跳河吗？”为了阻止小琴，“树洞救援团”志愿者李老师冒充自杀者，约定与小琴一起“赴死”，专门买票坐火车赶到跳河地点，最终成功阻止小琴和另外一个男孩的约死行动。这是“树洞救援团”成立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救援。黄智生自掏腰包要给李老师报销往返路费，但李老师坚决不收：“黄老师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在‘树洞救援团’上，一分钱都没有，我怎么会收你的钱呢？”去年，来自湖北的17岁小焕因情感问题抑郁自杀，被“树洞救援团”发现并阻止。今年，小焕成为了“树洞救援团”的一名志愿者。“像小焕这样的孩子不少。如果患者情况稳定，我们会把他们拉进微信群，让他们通过自己的经历化解其他患者内心的痛苦。”黄智生说。此前，一个高三女生联系到黄智生，想要成为“树洞救援团”志愿者。黄智生拒绝了她：“你还是个高中生，不行。”结果，执着的姑娘在高考后第一天就给黄智生打电话：“黄老师，我高考完了，不再是高中生!您让我成为志愿者吧，我也想救人!”这让黄智生非常感动。“我看到了社会光明的一面，有一群温暖纯良的人与你一起拯救无助的生命。”“但救人这件事也有风险，有时未必能成功，有时也会遭到误解甚至排斥。”黄智生说，“不过相比较拯救一条生命，这些质疑并不重要。”截至2019年8月，“树洞救援团”已有500多人。而这支不断壮大的力量，成为黄智生坚持下来的最大动力。唤醒公众对抑郁症患者的理解一位患者曾这样形容自己的重度抑郁：你们知道我有多痛苦么？我就像双手双脚被捆结实了后被扔进海里，不断地下沉、下沉，海水的压强不断地叠加在我胸口，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一直沉到深海。在我国，每年约25万的自杀人群中一半以上是抑郁症患者。从时间上来看，几乎每20秒就有一人因抑郁症自杀。黄智生说：“‘树洞救援团’最大的心愿，是让抑郁症患者感受到世上还有人在关爱他，同时告诉全世界，抑郁症真的是一种病。”“抑郁症和癌症一样，是一种病。不同的是，癌症患者唤起的往往是同情，抑郁症患者却常常要承受周遭的不解甚至鄙夷。”黄智生感到痛心，很多人觉得抑郁症患者是“矫情”“吃饱了没事做”“胡思乱想”“装的”……黄智生希望更多人关注抑郁症患者的故事，希望更多爱心人士加入“树洞救援行动”。“救不了人没关系，至少不要说伤害他们的话。”他说。不少人邀请黄智生开班授课，甚至有一家线上医院找上门来，希望通过AI技术在网上向抑郁症患者推销药物和心理咨询服务。黄智生拒绝了：“抑郁症患者本来就已经很困难了，不能干这种事。”在黄智生看来，除了理解和尊重，抑郁症患者最需要家人的关心和陪伴。“很多抑郁症患者背后都有一个病态的家庭，由于缺乏关爱，他们认为自己不配、不值得活在世上。”“请保持自己内心深处的光，因为你不知道会有谁借此走出黑暗。”采访即将结束时，黄智生呼吁更多人加入“树洞救援团”。

智慧监狱：三秒识别在押人员情绪抑郁、压力系统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司法行政信息化工作推进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快推进“智慧监狱”建设，2018年12月司法部制定了《关于加快推进“智慧监狱”建设的实施意见》，发布了《智慧监狱技术规范》，随着智慧监狱口号的提出和全国智慧监狱示范点的快速落地，今年已全面进入到智慧监狱、智能化监狱建设阶段。　　而在多年的发展中，随着各式各样的安防设备逐一被应用在监狱后，这些系统在保障监狱内外部安全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监所安全管理需求的提升，监狱安防应用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渐凸显。　　众所周知，我国的“人均警力”数量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倒数，且因为文化与历史因素导致狱警数量不足，这就导致了狱警普遍工作强度大，无法及时预警、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　　非接触性情感识别助力智慧监狱　　日前，“非接触性情感识别”技术在广东省番禺监狱进行了国内的首次应用。据悉该系统通过人脸识别系统点名，罪犯只需望着摄像头三秒钟，后台即可获得包括体温、呼吸、心率、眼动、表情等五个指标。人工智能系统用算法将生理指标转换为心理指标，显示罪犯是平静，还是抑郁、愤怒。从狱内管理角度看，这套系统可有效防止暴力、自杀，防止狱内打斗和逃狱。　　此外，根据大数据分析，可预测服刑人员出狱后面临的情况，从而进行有效帮助并减少其再犯罪率。针对有重大再犯危险的罪犯，可在地方公安和司法的配合下，进行数据采集和实时监测，及时干预。以达到“物防、人防、技防、联防”四防一体化管理。　　新技术不断落地，传统监狱不断转型　　我国监狱众多，随着一项项新技术的不断落地，为传统监狱赋予“智慧”也随着政策的助力提上了日程，而对监狱已建系统和产品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主要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考虑：　　(1)线路的利旧。例如在监狱现状还是标清模拟摄像机的情况下，原有部署都是同轴线缆，那么进行智能化升级时可以不改变原有线路的情况下对老系统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比如采用HDCVI智能化前端，也能实现人员特征的采集及智能化分析，同时还避免了编码、解码过程中产生的图像质量损耗。沿袭模拟标清传输的线路，可减少施工部署的复杂度，降低辅材成本及维护复杂度，以及对施工人员的技术要求。　　(2)产品的利旧。例如在监狱前端已是高清网络摄像机但是并不具备智能化的情况下，可以在中心增加智能分析服务来满足监狱智能化的升级改造，智能化既有前端智能又有中心智能，可以根据监狱目前的情况选择前端智能化的设备更换或是中心智能化集中分析处理。　　当监狱有了智慧　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等信息技术与监管改造工作深度融合，以及人脸识别、视频智能分析等AI技术带来诸多“智慧”应用，而这些赋能于传统监狱，智慧监狱便诞生了。“智”是指智能，即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到城市运行管理中，实现城市智能化运行;“慧”是指依托于这些新技术，建设“城市大脑”，实现城市运行自行探测、自行分析、自行修正，不断提升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能力。“智”和“慧”的概念延伸和映射到当前监狱工作发展趋势和方向上，可以定义为以大数据为引领，围绕五大改造新格局，将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等信息技术与监管改造工作深度融合，对监狱各类信息进行实时、精确、全面地感知、整合和分析，全方位支撑民警执法、风险管控、教育改造、队伍建设、综合保障等方面智慧化发展，实现监狱管理精细化、指挥调度立体化、安全防控精准化、刑罚执行智能化、教育矫治科学化、综合办公无纸化，助推监管改造工作在新时代实现新发展。　可以预见的是，监狱将进入一个智能化领域高速发展的时代，随着智慧监狱的口号的提出和全国智慧监狱示范点快速落地，今年已全面进入到智慧监狱、智能化监狱建设时代。经历监狱智能化目前主要用于安全保障的阶段后，监狱智能化将全面的和监狱各业务系统、业务数据进行多维融合，推动监狱智能化从感知智能向认知智能发展。目前更多监狱智能化还是处于音频、视频等数据采集、感知、分析得出结果，还没跟监狱业务深度融合，未来应用趋势更多需与业务融合达到认知智能的阶段，通过监狱业务数据加载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匹配，让智能化会根据监狱业务类型、监狱不同的事件类型等去思考、推理给出处理方法，可以根据每个阶段、对应的问题指导监狱工作，给出问题的解决方案。　　结语在智慧监狱建设中，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总体来说是提升了监狱管理和监督的能力，实现了监狱管理模式从盲目管理到精准管理、被动管理到主动管理、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管理、碎片化管理到系统性管理的改变。经过监狱智能化目前主要用于安全保障的阶段后，监狱安防智能化将全面和监狱各业务平台进行完善对接，智慧监狱是监狱信息化发展的未来，监狱安防智能化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还有许许多多障碍和困难需要跨越和克服，但总体趋势是乐观

亚马逊的Alexa AI团队目前正在尝试探测幸福和悲伤等情绪的方法，这些工作已于今年早些时候在研究中发表。据彭博社报道，亚马逊正在开发一种用于情绪检测的可穿戴设备，人们可以用它来了解周围人的感受。该项目已经开展多年了，在2017年，亚马逊已经开始探索情绪识别AI，但只能感知用户的声音中的沮丧，“谈论它将如何应用还为时过早，我们已经在线下探索如何使用它进行数据选择，但是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内容可以分享。”模型如何运作亚马逊对情绪检测的野心在最近几个月发表的两篇论文中可见一斑。两个项目都使用南加州大学（USC）的数据集训练模型，这些数据集包括演员约12小时的对话。然后注释10000个句子的数据集以反映情绪。“Multimodal and Multi-view Models for Emotion Recognition”检测到六大情绪：愤怒，厌恶，恐惧，快乐，悲伤和惊讶。情绪可以通过三个维度的数值直接描述：效价，即谈论情绪的积极性或消极性，激活水平，这是情绪的能量，然后是支配、控制的影响。多模式方法分析来自音频的声学和词汇信号，以检测情绪。亚马逊Alexa高级应用科学家Viktor Rozgic解释说，声学研究语音和语音特性，词汇研究单词序列。Wang表示，“声学特征或多或少地描述了你如何说话的风格，而词汇特征正在描述内容。如示例所示，它们对于情感联系都很重要。因此，在提取特征之后，它们被输入模型，在我们的例子中，这将是不同的神经网络架构，然后最终做出预测，在这种情况下是愤怒，悲伤和中性情绪状态。”亚马逊最近分享的另一篇论文“Improving Emotion Classification through Variational Inference of Latent Variables”解释了一种实现微观改善效果以预测情绪的方法。为了从音频记录中提取情感，将语音记录中的人类交互映射到一系列光谱向量，馈送到递归神经网络，然后用作分类器来预测愤怒，快乐，悲伤和中性状态。“我们正在将声学特征提供给编码器，编码器正在将这些特征转换为较低维度的表示，解码器可以重建原始音频特征并预测情绪状态，”Rozgic说，“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价值有三个层次：消极，中立和积极，而对抗性学习的作用是以特定的方式规范学习过程，使学习的表现更好。”情绪和机器智能除了提供有关亚马逊情绪检测野心的详细信息外，re：Mars的一次会议探讨了情绪识别和情绪表征理论的历史，机器学习，信号处理和支持向量机等分类器的进步也推动了工作的进展。该技术的应用范围从测量反应到视频游戏设计，商业广告等营销材料，寻找道路愤怒或疲劳的动力汽车安全系统，甚至帮助学生使用计算机辅助学习。该技术还可用于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他人的情绪。论文：arxiv.org/abs/1906.10198developer.amazon.com/zh/blogs/alexa/post/2d8c2128-eec9-44cc-9274-444940eb0a4d/using-adversarial-training-to-recognize-speakers-emotionsEnd

腾讯科技 宗秀倩 12月20日报道语音识别领域的明星创业公司云知声正在经历一场隐秘的高层架构调整。腾讯科技独家获悉，公司CEO梁家恩不再担任公司CEO，转而专注负责技术领域。公司CEO由黄伟担任，正式上任已有一周有余。云知声的官方网站侧面印证了该消息的真实性。云知声在公司内部的新闻稿通报，云知声荣获中国最具投资价值企业50强的称号，云知声CEO黄伟出席了本次大会并领奖，新闻稿并配了黄伟领奖的照片。在外界看来，这似乎是空降兵式的调整。在语音识别业内的知情者看来，则是语音识别产业核心人物的回归。“黄伟终于回归了，终于从幕后走向了前台”。一位语音识别的业内人士这样感慨。黄伟是谁？作为语音识别领域的领军人物，他先就职于摩托罗拉和盛大创新院，建立了盛大创新院语音分院，后随着盛大整体战略的调整，他于2012年离职选择创业。对于黄伟创业的说法不一。盛大创新院员工表示，黄伟是盛大创新院高管中最早离开创新院的，他去创办了云知声。但在此前，云知声官方否认黄伟在这个团队中。今年10月，云知声确认完成启明创投的A轮融资，金额达1亿人民币，此时，云知声公司成立刚过500天。云知声的迅速蹿红也引起了业内人士对它的关注，也牵出了黄伟与云知声的联系：“黄伟不是明面上的公司创始人，更多的是和云知声私下里的关系。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两者的关系，但实际上千丝万缕，两者走的非常近。”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腾讯科技获悉，此次黄伟正式担任CEO，与其从盛大离职后的竞业禁止协议解禁有关。“云知声这一年的飞速成长，与黄伟的幕后操盘紧密相关。”上述人士表示。对此安排，有知情人士透露，黄伟对资本方等较为熟悉，更容易掌控全局。梁家恩是典型的技术型人才，专注技术更为适合。“在盛大创新院时黄伟是梁家恩的领导，创业后先由梁家恩担任CEO，黄伟在幕后。条件许可后，黄伟再走到前台，这很顺利成章。”作为创业公司，云知声一年的成长有目共睹。“在语音识别领域，百度已经做了一年多，云知声也做了一年多，但是云知声的识别技术比如识别的准确度已经比百度高出一大截。”一位语音识别的从业人士这样评价，“在语音识别的创业公司中，云知声是做的最好的。”梁家恩把创业的阶段性成功归因于强大的核心技术团队和平台技术团队，能够在一年时间里，实现上市公司需要3-5年才能构建的语音识别服务平台。“一年来，语音识别错误率下降60%，识别速度提高3倍以上。”云知声CEO梁家恩对腾讯科技表示。在这个节点上，在语音识别领域的大爆发的前夜，复盘云知声一年的黑马式崛起，颇有一番意味。语音识别产业大爆发“所有手机制造商都在投资语音、拓展语音技术领域的投资，打造更优雅的设计并 将其深入集成到手机中。”美国最大的语音识别技术公司Nuance高级副总裁迈克尔•汤普森这样说。在推出Siri应用两年后，今年苹果在麻省理工大学 （MIT）附近组建神秘办公室，用以做Siri 语音识别技术的研发。微软正在研发代号为“Cortana”自有语音个人助手软件，并计划在下一个Windows Phone平台大升级中推出，以抗衡Google Now及Siri。至此，苹果、谷歌、微软、英特尔等国际巨头均重金投入语音识别技术。在中国市场上，语音识别技术公司也有几大派别较力：第一派来自互联网巨头在语音识别技术上的布局，比如腾讯、百度、搜狗等围绕自己的产品生态系统做语音技术，用来为产品服务。微信的语音对讲应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联络的必备。360也有意进军语音识别领域，曾传出与科大讯飞谈合作事宜，但至今未有明确信息。第二派来自专业的语音语义识别公司在移动互联网上的延伸。比如科大讯飞去年专门成立移动互联网事业部做移动应用，美国的Nuance在上海也设立办事处拓展以多语种语音识别应用为主的中国市场。第三派来自于新兴的创业公司，如云知声、思必驰等，具有互联网公司的基因，长 势凶猛。还有一派专做部分语音语义技术的应用，比如擅长语义解析的虫洞（获微软首期云加速器项目支持）、智能360（周鸿祎做天使投资），以及做微信语音 生活搜索的出门问问（前谷歌语音识别技术员工李志飞创办），他们自己做语音语义识别应用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技术会借助科大讯飞等厂商的技术来完成。刚刚过去的几个月，基于语音识别技术的角力进入前所未有的白热化阶段。 9月7日，创业公司思必驰宣布重新定义人机交互体验的方向，高调推出基于语音识别和语义理解的人机对话。9月中旬，老牌语音技术公司科大讯飞宣布自主研发的离线语音听写引擎将于9月下旬正式发布，将应用于“讯飞输入法”等产品。10月19日，云知声在确认融资消息的同时，也发布了离线语音听写技术，并发布了语义云。今年10月28日，科大讯飞语音云发布三周年，讯飞语音输入法用户超过1亿。黄伟的故事在这轮语音识别技术热潮中，有个身影本该成领头羊但却落寞四散缺席，那就是盛大。与科大讯飞相比，盛大当年的语音识别技术并不弱。曾经领导盛大的语音识别团队的核心人物是黄伟。同刘庆峰一样，黄伟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4年加入摩托罗拉中国研究中心(MCRC)担任资深研究员。在摩托罗拉工作期间，他带队开发出世界上首个手机声纹认证系统，并完成多项语音交互产品研发。但在金融危机期间，摩托将整个语音识别团队出售给Nuance。黄伟拒绝被Nuance收编，于2009年7月加入盛大网络旗下的创新院，2010年10月创建了语音分院，力图将语音识别技术与盛大旗下的互动娱乐系统相结合，延展到用户端。2010年，盛大语音团队在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署（NIST）举办的声纹识别评测（SRE）大赛中，力压麻省理工、斯坦福研究中心、IBM等众多名校、名企，在在9个单项任务中获得5个单项第一，整体综合指标第一。梁家恩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随后进入中科院自动化所工作，2011年加入 盛大创新院，在盛大语音分院工作，担任高级研究员一职。不过，随着2012年盛大创新院的战略调整，语音团队从创新院剥离到盛大掌门科技，由陈大年掌管。语音团队的成员开始各寻出路。盛大语音团队的几个人选择了创业，同样做语音识别，定名为“云知声”。但云知声更倾向于强调自己的技术积累来自于中科院自动化所，而非之前曾工作过的盛大。黄伟在其中的角色耐人寻味。2012年夏天，盛大创新院离职员工QQ群里，传来了黄伟创办云知声的消息。一位前盛大创新院员工表示，“黄伟是盛大创新院高管中最早离开创新院的，他去创办了云知声。”但云知声官方否认黄伟在云知声团队中。来自云知声的官方消息显示，公司创始人有两位，一位是梁家恩，担任公司CEO，另一位是康恒，担任公司CTO，负责平台业务部。对于黄伟与公司的关系，腾讯科技曾向云知声市场负责人求证此事。该负责人表示，“黄伟和我们公司没有什么关系。”但他也表示，黄伟和梁家恩是师兄弟关系，也会指导云知声的业务。云知声的内部人士透露，黄伟离开盛大研究院后创办了移动互联网应用音乐雷达，和云知声团队在同一座大厦办公。网站信息显示，两家公司都在北京海淀区财智国际大厦C座，云知声在15层，音乐雷达在19层。音乐雷达的一家合作伙伴的负责人证实黄伟是音乐雷达的创始人之一，并和黄伟谈过音乐方面的合作。对于外界对黄伟和云知声之间关系的猜疑，他表示，“不出面创立公司，但可能通过代持的方式运营公司，这在圈里也比较正常。”互联网的节奏对云知声而言，过去一年来，以快取胜、唯快不破的节奏在语音识别领域快速扩张业务，打造知名度。在与其他公司的语音技术解决方案不相上下的情况下，云知声采取先抢占市场后再优化的策略。去年11月，云知声和搜狗语音助手达成合作，今年3月，和锤子科技达成合作，5月和乐视TV达成合作，8月又和inwatch、易信达成合作。云知声和科大讯飞比肩一道出现在在小米、联想、智能360语音助手等很多合作伙伴的语音识别方案中。梁家恩透露，从和搜狗团队见面到第一个产品模型出来只花了两个星期，而这个时间可能其他公司连商务条款还谈不下来。乐视电视的合作也类似，从第一次和乐视团队接触到内部系统跑通到在发布会上发布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还有一个合作客户——锤子科技。CEO罗永浩出了名的挑剔。今年，锤子ROM发布会前一周，老罗在抱怨语音识别方案迟迟未出，当晚云知声公司CTO已经将产品集成和锤子科技团队进行对接。最终，云知声和科大讯飞同时入围锤子ROM的语音解决方案。与之前的课题研究迥然不同，梁家恩发现，创业一年来，团队一直纠结技术层面的东西，他认为和实际业务结合更关键，也更重要。“做成也是技术好，做失败也是技术好”。自去年发布语音识别公有云以来，平台上已经有1000个开发者加入。通过该开放平台，“可以把门槛降得足够低，开发者无需懂具体的语音语义技术，只需要调用云知声的服务，就可做应用创新。”在开放平台背后，隐藏着云知声的商业模式逻辑：通过语音语义平台将各家的App联通，用户数据也会集中到平台上，将各个环节贯通从而实现广告等商业价值。梁家恩把它比拟为一种类似Google adsense的模式，虽然每家的量很小，但是通过聚合可以产生商业利益，各个参与方可以分成。互联网的创业节奏让云知声尝到了甜头，接下来也有风险和挑战。一个是来自平台化的风险。“腾讯、百度做语音识别都是围绕自己的主营来设计，在生态系统内来做，也会进行开放平台的建设。”上述语音识别的从业人士认为，相比较其他已经有稳定商业模式的公司涉足语音识别应用而言，初创公司做平台的风险更大。对云知声而言，另一个隐忧是尚未有核心的移动互联网产品。目前来看，云知声尝试做语音输入法插件，但主要业务是从语音识别解决方案切入，走技术驱动路线。“创业公司必须有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没有产品，很难承载用户数据，商业利益挖掘更难。”